美前财长如何看美国政府债务、通胀和拜登对华政策？| 黄益平对话Robert Rubin
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是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他曾在任期内通过削减美国财政赤字，重建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帮助当时的美国开启了一段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的繁荣经济。
一年前，鲁宾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分享了他对美国财政政策的建议，并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做出了准确预判。今年，鲁宾再次作客峰会，他如何看待美国政府正在面临的棘手债务问题？他如何评价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发展又作何建议？
10月23日，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的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开幕式暨全体大会一“后疫情时代：复苏、挑战与可持续发展”上，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与鲁宾展开对话。鲁宾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新冠病毒的变异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医疗卫生方面的最大风险，新兴市场需要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支持。
第二，拜登政府提出的新支出法案能够填补美国在基建方面的缺失，其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将提振美国长期经济增长。
第三，美国的政府债务上限应该取消，但在目前两党相争的背景下难以实现。
第四，中美应该求同存异，通过各种形式和级别的沟通与交流重建互信。
第五，中美良好的双边关系是带动国际社会合作的关键。
以下为完整版视频与中文对话实录：
黄益平：感谢您参与今年的外滩金融峰会。去年我们在峰会也进行了讨论，我至今记忆犹新，尤其对您当时与我们分享的一些洞察记忆深刻（传送门→《黄益平对话美前财长鲁宾：强势美元政策仍将持续》）。我记得上次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过一年疫情已结束，可以邀请您本人来到上海会场参加我们的会议”，可惜看来有难度。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疫情的。你对目前的新冠疫情，特别是它的长期经济影响有何看法？
Rubin：根据我的观察，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最糟糕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疫苗接种工作还完成得很不到位，而同时病毒仍在蔓延。我认为眼下最大的风险就是出现抗疫苗的病毒突变体，这种风险甚至超过了现有的疫情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具备财力和其他资源的国家应该尽可能地扩大疫苗产能，并加大疫苗分发力度，确保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充足的疫苗供应。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但现在做得仍然很不足。
黄益平：让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我记得去年你曾经准确预测拜登总统将赢得选举，事实上，在2008年10月来访北京时，你也曾预测到奥巴马当选总统。你如何看待拜登上任后美国的经济政策？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如果你现在还在白宫或美国财政部任职，你会采取哪些不同于拜登政府的做法？
Rubin：拜登政府的“重建美好”计划与基建计划一同提出。我认为这些法案内容都非常合理，事实上，美国已经很久没有在国内投资兴建基础设施了，同时，所谓“重建美好”计划本质上也是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安全网和劳动力的未来。我赞成所有这些方案。
不过，如果我还在任上的话，我想我会更加谨慎地控制好一揽子计划的规模。拜登政府希望在“重建美好”计划上投入3.5万亿美元，我认为这个投资规模不太现实，我认为他们最终会争取到一个规模为2万亿美元的方案，由政府全额支付，用于兴建基础设施。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方案，从长远来看，将为我们的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黄益平：看来你非常支持拜登政府的举措，这听起来十分鼓舞人心，也让我想起了你在美国财政部任职期间的工作。你当时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极短时间内缩小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问的是，现在你对美国财政政策持何看法？更为重要的是，眼下美国政府似乎正面临债务上限问题的挑战，这个挑战很可能是长期的，美国将如何处理其债务问题？
Rubin：现在美国国内也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就在今天早晨，劳伦斯·萨默斯还与我就财政政策进行了讨论。目前美国的公共债务与GDP之比略高于100%，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水平上运行，甚至可以将这一比率进一步提高至105%-110%，风险仍是相当小的；另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长此以往有可能带来重大风险，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风险会在何时显现。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跟从拜登政府的想法，争取通过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支付这些基建投资并增加足够的税收，这笔税收不仅要用来覆盖基建项目，还要留出一部分用于减轻未来的债务负担——如果是我的话，会选择这样做。
目前美国国内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各方可能不会有政治意愿来推进这件事，不过至少我们不会让情况恶化，特别是大幅度恶化。
此外，关于债务上限——事实上这项法规十分荒谬，它允许美国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上调其债务上限，但这并不产生任何实际效用。在目前两党相争的复杂形势下，民主党或共和党总有一方需要做出让步，他们必须在12月初前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谁也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不过我认为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的。
黄益平：是的，这个问题在往年多次出现，甚至曾导致美国政府部分停摆。我最近听到了一个建议——耶伦部长提出，也许美国应该彻底取消债务上限。你是否也赞成这一观点？
Rubin：是的，我认同这个观点。两天前我与耶伦共进晚餐时就提到了这个话题，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取消债务上限，因为它是在预算规则设立之前诞生的，既然现在有了预算规则，我们就不再需要债务上限了。但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我们目前缺乏取消债务上限的政治能力，因为它的前提是两党必须设法形成共识。
黄益平：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当面临经济衰退等困难时，我会支持扩大财政支出，我想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都会这样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长期债务。如果扩大财政赤字的确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那么在未来，管理债务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你认为拜登政府的支出计划是否能够提升美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Rubin：按照目前的执行方案，拜登政府新增的支出都会通过现有资金全额支付，因此这并不构成额外的财政刺激措施。不过这将带来大量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投资，因此在经济的供给侧，在有效提升生产力方面，这些措施确实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我认为美国经济可能会继续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到明年年底，经济增速可能在2%左右。这也符合我们的长期增长趋势。
不幸的是，在通胀方面，我同意萨默斯的看法，美国的通货膨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问题在于美联储将在何时采取行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及他们的管控能力如何，这一切都有待观察。
黄益平：如你所见，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满之处主要在于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我们的政府在参与经济活动时过于主动。但是通过观察拜登政府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当前美国正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善供应链，推行更多产业政策来促进技术升级。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政府开始向中国模式靠拢？
Rubin：我不这么认为。美国一直有公共投资项目，这些项目是必需的，我们的很多技术进步都源于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上的公共投资，随后商业资本入场，把握机会，利用技术创造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极其成功的科技企业。
我现在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也许需要走不同的路线。美国经济以市场导向为主，同时美国的政府也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中国私营部门也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两国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彼此相处。21世纪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取决于两国如何看待彼此之间的差异，包括一些相当巨大的差异。同时，两国需要搁置争议，努力在诸多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投资规则、疫情、核武器、气候变化等方面。中美能否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合作的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双方的未来。
黄益平：没错，求同存异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于刚才的讨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工问题上存在一种中间方案，即美国需要让国家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国需要更积极地引入自由市场体系。
Rubin：我同意这个观点。我确实认为，有很多事情是美国政府需要做但还没有做的。我认为拜登政府的“重建美好”方案有很大概率会获得通过，这一方案其实就是在做多年来我们应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在试图尽快补上多年来的空白。我认为美国政府确实需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也是“重建美好”方案和基建方案的宗旨。
黄益平：谢谢。接下来我想谈谈中美关系。在去年的讨论中，我们谈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拜登来自资格较老的建制派，他的政治倾向是全球主义，我当时期望，在拜登上任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得到微调，但现在看来这并未实现。有人对我说，这是因为拜登处在上任初期，新政府计划提拔的很多官员尚未获得国会的就任许可，所以只能维持前任总统的政策；也有人对我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出现任何政策变化。我想听听你的见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否可能发生变化？
Rubin：关于对华政策，我只能援引公开的说法——美国政府正在进行重大战略审查，随后将公布审查结果。我认为美国应该设法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至于中期选举，我认为共和党有很大机会获胜，也可能我的判断是错的，但不论中期选举结果如何，都不太可能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两件事是彼此独立的。
我认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互信受损比较严重，需要设法重建互信。我同意基辛格的说法，像外滩金融峰会这样的会议是非常有价值的。两国之间任何互动，包括人民的互动和政府的互动，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
黄益平：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从当前的中美关系看，你认为未来的全球领导力格局会如何变化？全球领导力格局是否即将迎来“新常态”？
Rubin：现在我甚至不确定是否还存在一个“全球领导者”。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极其严峻的，正如基辛格所言，核武器和气候变化将对全球的生命施加极其可怕的影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面临过的局面，这些问题是任何国家都无法自行处理的，只有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前提，就是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基于双方自身的利益发展建设性的双边关系，然后带动其他国家。这就是我的观点。
黄益平：我完全同意。我也希望两国今后能进行更多对话，特别是官员之间甚至包括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这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助益良多。
今天我们对话的主要收获之一，是认识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但同时也努力理解各自经济模式的价值和益处。这将有助于缩小我们在认知上的差距。希望两国能够成功开展合作。非常感谢你再次与我们分享见解，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迎接你的到来。谢谢！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